应 帆
周末和一帮朋友聚会。席间有人忆苦思甜，说起初到美国的艰苦岁月，忽然感叹人生已经有一大半是在美国度过的了，实实在在更是个“美国人”了。听得我这个“美国人”也感慨起来。仔细算来，我1998年来美读书，很快将是五十有二，我的人生也是一半在中国一半在美国了。虽然在中国度过了关键的青少年和求学时期，但在美国有更重要的留学、工作、成家、养儿育女等人生篇章。回首这留学到移民再到定居之旅，似乎一步一个脚印，却又似乎步步惊心，但重要的决定大约也就是那么几个，总结成我的“移民三部曲”应是最为贴切。
人到大八，选择留学美国
我在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读了八年书：我们的本科那时是五年制，研究生则是三年制，跟其它很多大学不一样。在科大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戏言那三年分别是“大六”“大七”“大八”。
中国科大是个毕业生出国留学比例很高的理工科高校，学校的英文名缩写USTC（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）也经常被戏解为“美国培训中心”（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）。有点奇怪的是，我们本科班40余人，临到毕业时竟没有任何人出国留学，简直是一个异类班级。想去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是工科的自动化，毕业后找工作不难，反而是出国有点难，因为欧美国家的高校里基本上没有“自动化”这个系别。
本科毕业后我们班选择读研究院的人倒也不少，大概有一半之数；而这一半人里面，后来很多人选择了出国深造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们研究生之后再选择出国，很多也只能选择跟自动化相关的专业，比如计算机、应用数学、电子工程、机械工程等等，要跟原来就学这些专业的学生竞争，说起来其实很没有优势。
对我来说，当时主要因为觉得很迷茫，对于走入社会、进入职场似乎有点不知所措，作为一个凤凰男（农村出来的大学生），面对国内刚刚开始的住房改革（供职单位不再分配住房）等，更是心生恐惧。当时班里有几个准备英语考试出国的，我的英语成绩向来不错，大七那一年又没什么课，于是也就跟风背起字典、准备托福和鸡阿姨（GRE）考试。
我完全是一种随大流的态度，甚至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报英文学习班。幸运的是，我的托福和GRE考试成绩都还不错。既然成绩不错，那自然也不能不申请学校，于是继续随大流申请了十来家学校。更幸运的事情来临，我收到了康奈尔大学航天与机械工程系的全奖录取通知书。其实那时候自己对出国并不抱多大指望，已经在找工作，甚至和深圳邮电局有了不错的意向。
接受了康奈尔的录取之后，一个大问题就是筹集所谓的培养费，好在同学亲友帮忙，居然也凑齐了当时对我来说算是一笔巨款的费用。之后要做父母的思想工作：父母对我本科之后继续读研究生就不是很支持，如今听说我还要继续去美国读博士，笃定我是读书“读糊涂了”。好在那时我已经是26岁的青年，在合肥这样的省会城市里读了8年书，最终说服父母，并告诉他们康奈尔一年近两万美元的奖学金，换算成人民币，大约还要比当时很多单位的工资要高一些。
记得当年我们几个拿到康奈尔录取通知书的科大人一起搭机赴美，每家都是亲人到上海送别。在虹桥国际机场，未免都洒泪而别。父亲那时身体已然不好，本来责怪我“读书读糊涂了”“不挣钱，也不成家，到现在一个女朋友都没有”，在机场看到同行的校友里有新婚夫妻泪眼婆娑地告别，忽然小声道：“你这样单身去留学也好，少了一层牵挂！”
读博无果，误闯华尔街
我在国内读的是自动化专业，在康奈尔进的却是机械与航天工程系，两个专业虽然有相通之处，但差别也不小。再加上和导师相处的摩擦，并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做科学家或者教授的材料，我在康奈尔学习两年、在2000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，开始了在美国的职场生涯。
按理说，我们自动化毕业的，应该去化工厂、钢铁厂、乃至卫星发射中心等地方。仔细一看，这些到学校招人的公司都要求一项Secuirty Clearance，所谓的安全许可，也就是身份检查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应聘者是否是美国公民，而且没有犯罪之类前科。这当然就把我这个外国来的毕业生在拒之门外了。
好在有很多软件公司需要大量会编程序的人，而工程系的毕业生都有不错的编程基础，比起从文科系转到计算机的学生来说，经验和能力一般也更要高出一筹。问题是2000年正是互联网泡沫已经开始破灭之际，找编程工作也不像两三年前那么容易。我之前更没想过自己要变成一个软件工程师，要和人家学计算机的人来竞争职位。
经过几家面试之后，自己幸运拿到当时蓬勃发展的彭博公司的程序员职位。我最初以为他们就是一个网站，听我在康奈尔读经济学博士的室友解释，才知道他们的终端、数据和软件是华尔街上各家银行和金融公司都竞相使用的金融产品。多年后，自己也才明白：虽然我不是在华尔街上上班，却也算是误打误闯进了华尔街相关的公司和职位。
历经风雨，成为纽约客
很多人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都十分艰辛，又因为身份问题，不敢随意跳槽。相对来说，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：彭博口碑甚好，一度让我觉得是可以工作到退休的公司。可惜的是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又适逢创始人迈克尔·彭博正在当纽约市长，把公司完全交给华尔街职业管理人打理，于是很多以为可以在彭博干一辈子的人，也开始在外面寻找机会。我也是其中一员，其中甘苦，回想起来，却又是一言难尽了。
在纽约的24年里，个人职场变迁之外，印象最深的大概还是跟纽约一起经历了2001年的911、2003年的大停电、2008年的金融危机、2012年的桑迪飓风、2020年开始的新冠大流行。和一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里的800多万芸芸众生一起经历如此之多的重大事件，自然很容易让人对这个城市逐渐生发一种不可名状的眷念，甚至比出生地的故乡更为深厚复杂的“新故乡情结”，成为美国人之外，也不由得还要把自己定义成一个“纽约客”了。
对我而言，在纽约的24年里，个人更经历了结婚、买房、生子生女等等大事件，一个家由1到2，然后又是1+1=5；如果再加上丈母娘也长居纽约帮我们照看孩子等等，就是一个六口之家了。我们的住处也从最早的曼哈顿上东城、到皇后区的雷哥公园、再到长岛的赛奥塞小镇，成为最普通也最典型的一种由留学而留美国、进而成为所谓美国中产的华裔家庭。
如今儿子也就到考虑申请大学的年龄。我们问他的意向，他虽几乎茫然无知，却也说：我觉得纽约就很好，离你们近一些最好。我几乎要骂他没有志气，却忽然想：今天的自己是否也还有勇气像26年前的那个青年一样选择漂洋过海来留学呢？答案很可能也是否定的呢。
（原载于《世界周刊》2024年6月2日）
